前 言
古人有“三不朽”之说,曰:立德、立功、立言。立德,乃君子毕生追求,不可一日自足;立功,有赖命运造化,不可力强而致;唯有立言,是学人肩负的对于知识、国族和时代当仁不让的责任,不可不以敬畏之心事之。
本书作者自认才疏学浅,遑论立“一家之言”。然而,在写作拙著的过程中,却也不曾暂忘这样一份责任与敬畏。囿于自身学术水平,拙著中浅陋、失当乃至谬误之处恐怕也在所难免,诚望学界的前辈与同侪多多包涵并不吝指教。另一方面,如若拙著中的一些观点和阐述能在一定程度上有资借鉴,或者带给读者以某种启发或共鸣,我必将引为大幸,并会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再接再厉、精益求精。
西方文论与中国诗学好似两座并峙的高峰。作为双方重要组成部分的叙事理论自不例外。一方面,中西方在文艺美学和哲学观上的差异必然反映为各自在叙事传统、手法、旨趣以及理论话语上的异趣或者异质因子;而另一方面,叙事在其社会、文化本原上的共性必然又决定双方存在一定甚至很大程度上的通融性。深入全面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和异质性,并对其可能的原因加以剖析,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看待中西文学间的历史及现实互动,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向西方推介历史上的中国文学和文论,促进当代中国文学更好地走向世界。借用当下流行的表达,做好这项工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听懂世界的故事”,并向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
在中国传统叙事思想与西方叙事学的比较研究方面,中国的文学研究学者和西方的汉学家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然而客观地说,既有的研究多集中在对重要理论文献的双向译介或者高屋建瓴式的总体比较,具体入微的系统性比较则在很大程度上付之阙如。拙著选取跻身西方文论正典的经典叙事学和作为中国原生叙事思想集大成者的明清叙事思想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就是为了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具体比较明晰双方一些重要的理论事实,揭示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叙事学信息和文化密码,从而希望达致中西理论学说互为映照(巴赫金称之为“interillumination”;钱钟书先生谓之“mutual illumination”)的奇妙效果,丰富叙事学作为一门跨越中西的一般性学科的理论内涵。
拙著付梓之际,我心中充满着无尽的感恩。首先,我无比感念自己的授业恩师宁一中教授。恩师博雅的学识风度、正派的学者风格和“润物细无声”的育人艺术让我在四年的博士学业中受用无穷,也将化作我在学术道路上砥砺前行的动力。恩师和师母段江丽教授对于门生言传身教、关怀备至。他们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写作以及后来的出国留学申请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们家中数不清次数的快乐的聚会成为学生们共同的美好回忆。我也要感谢我在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文化研究系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时的导师Nick Mansfield教授,正是他的鼓励和帮助使我能够高效率地完成英文博士论文。我要特别感谢曾经惠赐重要参考文献的申丹教授和在我研究不同阶段给予过批评、指点与帮助的周小仪教授、刘世生教授、陈永国教授、封宗信教授、金莉教授、马海良教授、王丽亚教授、谭惠娟教授、王雅华教授、John Pier教授和Wolf Schmid教授,等等。我还要衷心地感谢单位领导甫玉龙教授、朱晓苑教授等对我读博和出国留学的支持和大力帮助,感谢外语系领导和同事们长期以来对我的关心与支持。
拙著能如期顺利地出版离不开责任编辑宋焱女士的督促与辛勤付出,在此谨致上我最诚挚的谢意。
回望过去六年多的时间,为了追求学问,我义无反顾地寄身篇籍翰墨,对于家人特别是善良贤淑的妻子和日渐年迈的高堂负有深深的歉疚。让我们感到无比欣喜的是,去年十一月份我们迎来了健康、活泼、可爱的女儿,生活于我们而言翻开了全新的一页!拙著也是我希望送给他们的一个礼物。
年过而立无奈,世事白云苍狗。抚今追昔感怀,所幸初心犹在。我不禁想起二零一一年出国留学前辞别恩师的一首小诗:
杏坛究竟定有数,重回老君炼丹炉。
真火淬尽障与痴,灵药一冼眼前雾。
穷经不必待皓首,悟道何妨重洋渡。
大道常在大寂中,无常当与有常住。
是为记。
罗怀宇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北京·左安门值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