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文学实践经验中提炼文论思想，是21世纪以来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重要生长点。近日，“‘中国文学创作经验与中国式文学性理论建构’高层论坛”在上海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文学创作实践对开辟中国文学理论新路径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深入研讨。

　　探寻中国当代文论建构之路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伯海在《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构之路》的主题发言中提出，在继续强调与世界接轨的同时，我们当前应更重视从本民族实际出发，着力总结与提炼自身在发展中国新文学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此作为构建当代文论的主要依据。当代文论是体现当代观念的文论，不仅要用于评论当代作品，也要用于研究民族古典文学创作，因此需要借鉴传统资源。传统的现代化、外来的本土化和我们自身这一百多年来的实践经验的理性化，这三者相结合，能够为民族新思想、新文化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构建途径便含纳其中。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谭好哲认为，理论研究是在一定的语境生成之中发展起来的，也必须放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合理的分析和评判，应该以语境为基础来审视外来理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要从对西方文学理论的照搬挪用和盲目崇拜中走出来，真正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中国式提问方式。

　　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民认为，“诗性思维”是早于逻辑思维的思维类型，是中国思维的基本理论特征，始终贯穿于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之中。坚持诗性思维和诗性表达，是当下坚定文化自信、担负文化使命的重要表现，这需要文学教育与文学生产机制的协作配合。

　　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震提出“文学性的中国式阐释”这一命题。在他看来，“文学性的中国式阐释”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学观念的简单接受。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为区别诗与非诗而建构的“别材”“别趣”说与“妙悟”说，以及关于文学性“整体性”“程度性”的思考，符合中国文化重视整体性、价值性的特质，也符合当代人文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趋向，对当下的文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暨南大学文学院青年学者唐诗人认为，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到今天已被严重知识化，逐渐远离具体的人。回到文学本身，就是回到人和文学的根本所在。文化诗学理论是以人为根本关切的批评理论。建构这种理论，需要汲取古今中外关于人的知识，深刻、全面地理解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现实。而能够把握当代中国人生活现实和精神状况的文学理论，不管其源头何在，都会转换为有生命力的、本土化的当代中国文论。

　　重视中国文学创作实践经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提出，中国文学有“地方、国家、世界”三个空间概念。因此，对文学理论的研究离不开对文学运动、文学历史的综合考量。

　　上海报业集团高级编辑王雪瑛认为，文学批评如何有效地运用理论资源，进入形态丰富的文学现场，阐释文学创作的最新成果，这是当代文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课题。文学批评应在与文学创作的互动相生中发挥其对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经验的阐释功能。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仲佳认为，文学理论的建构要关注文学之外的因素，尤其是文学理论在整个社会构架中的位置。同时，文学理论的建构要体现文学的特性。这样的文学理论既可以解释当代中国的文学实践，又能呈现中国文学的当代魅力。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王鸿生提出“故事互嵌法”这一文本阐释概念。“故事互嵌法”不同于西方文论的“互文性”，也不同于古代文论的“互见法”，而是指在时间、主题、人物、细节、调性、情景等各个层面把两部看似相互独立的小说严丝合缝地融为一体的写作方法。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生分析了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形式局限。在他看来，中国文学创作中作家对现实的把握和重构来自对“形式”和“样式”的认识和运用。当下中国文学创作的局限很大程度上源于作家对“形式”和“样式”的创造不够。

　　部分典型的文学与文化经验也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吴炫认为，司马迁、苏轼等古代文人的文学创造实践既尊重儒道文化又对其进行了改造，这种区别于西方文学创作的经验现在还没有得到有效阐发。再比如《水浒传》中以燕青、阮小七等为代表的文学形象依托的是自己的生命感受，这种生命与伦理的复杂关系也未受到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重视。这些问题均应引起当代文论研究者的重视。

　　论坛由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中华文化理论原创中心、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