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腐败，其腐败链条长，涉腐人数多，产生发展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对于社会的破坏作用非常大，近些年呈上升趋势。这种形势，促使我们对现有的治理与预防措施所基于的理论假设进行回顾与反思：我们对集体腐败发生发展机制的理解是否完整准确？由此出发所相应采取的预防和治理措施是否完全有效？带着这些疑问，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薛刚老师对政府部门的集体腐败问题展开了探索。
《腐败预防新论》将集体腐败视为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基于相关领域的最新理论研究成果，从微观的组织成员个体的角色认同与行为感知、宏观的组织结构与日常组织生活两个层面，对腐败的初始发生、维续等过程与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腐败的发生发展机制，具有较强的学术创新性与理论价值。
就集体腐败研究而言，当前，国内外解释集体腐败的主流观点根基于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假定。其一，当事人在初始涉入集体腐败活动之前，就是否参与腐败行为事先进行了独立自主的决策；其二，当事人在初始涉入集体腐败活动之前，已经事先形成了对腐败行为的肯定的态度。就这种肯定态度的形成过程，学者们主要沿着成本-收益分析和价值一致性评价两个方向进行了大量探讨。一些学者认为，当事人对参与集体腐败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理性的计算，当他们认为参与集体腐败的收益超过了相应的风险时，往往就会形成对即将实施的腐败行为的肯定态度。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当事人将集体腐败活动与自身内化了的规范、价值观和信仰进行了比较，当他们认为参与该腐败活动与自身的价值观相一致时，往往就会形成对即将实施的腐败行为的肯定态度。
2001年，三位美国学者布瑞夫（Brief）、白川（Buttram）和杜克里奇（Dukerich）共同提出了一种解释集体腐败的“过程模型”，直接对主流观点的两个基本假定提出了质疑。“过程模型”认为，主流观点的两个基本假定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情况。针对主流观点的第一个假定，他们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在初始涉入集体腐败活动之前并没有对是否参与集体腐败活动进行单次的、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决策，就已经涉入其中了；针对主流观点的第二个假定，“过程模型”认为，在有的情况下，当事人在初始涉入集体腐败活动之前，事先并没有形成对该腐败行为的肯定的态度，就已经涉入其中了。
尽管集体腐败的“过程模型”近几年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并且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但在 Brief 等人以及对“过程模型”做出了重要发展的 Ashforth、Palmer 等人的文章中，都没有详细探讨甚至没有提及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那些初次涉入腐败过程时不知情的当事人最后是否知情。而不面对并回答这个问题，“过程模型”就难以令人信服。尽管Zyglidopoulos和Fleming（2008）在论述腐败公司中的伦理距离时提出了“决策点”（Decision Point）的概念，并指出在这一点上，参与腐败过程的当事人明了了自己已陷入腐败的事实和处境，但他们只是借此概念论述了当事人在这一点上的分化，而并没有对这一点上的行为展开充分的论述。而《腐败预防新论》运用两个新开发的概念——“腐败过程涉入点”和“腐败后果知情点”，通过对这两个关键点上腐败当事人的行为分析，特别是通过对这两个点上腐败当事人所面临的情势及其行为与决策的对比分析，回答了以上关键问题，并阐明了“过程模型”的核心思想、分析脉络及其与主流观点的不同。所以说，本研究对集体腐败的“过程模型”具有创新性的贡献，进一步提高了“过程模型”的解释力并深化了人们对“过程模型”的理解。
此外，目前见到的使用“过程模型”对集体腐败所进行的分析基本上都是以私人组织为论述背景的，它还没有被应用于公共组织集体腐败的分析之中。尽管有学者断言，“过程模型”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组织（Palmer and Maher, 2006），但考虑到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之间在组织目标、组织结构、人事选拔、采购过程以及和工作相关的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可能存在的不同（Rainey and Bozeman, 2000），因此，很有必要对“过程模型”在公共组织背景下的总体适用性进行检验。而《腐败预防新论》首次进行了这种检验，并且由此发现了政府组织中的集体腐败与公司组织中集体腐败在前提条件和特点等方面的差异。
再有，《腐败预防新论》对现有研究讨论较少的易于发生集体腐败的组织条件和特征、促进或者抑制腐败正常化的因素和动力机制以及集体腐败潜在的退出点等问题进行了创新性探讨。
除了以上三点对“过程模型”的创新性贡献外，值得注意的是，截止目前，国内介绍集体腐败过程模型的文章就只有本书作者在《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1期上发表的《“涉入”与“知情”：集体腐败道路上分离的两点》一文，尚没有见到其他图书或者文章运用集体腐败的过程模型分析我国的集体腐败问题及预防与治理对策，这篇文章对集体腐败“涉入”与“知情”两个点上的情势与行为进行了分析。但是，只有在《腐败预防新论》一书中，才对集体腐败的初始发生、不断维续和最终正常化的过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从而完成了公共部门集体腐败过程模型的构建与阐释。
总而言之，只有更好地理解集体腐败的生发演化规律，才有可能更好地预防。因此，“过程模型”的视角以及“腐败过程涉入点”与“腐败后果知情点”的分离等的研究探讨，对于我们党和政府的反腐败斗争实践以及建立预防集体腐败的长效机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张馨芳）
作者简介：
薛刚，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管理博士后。在《政治学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20篇。作者自1993年起，一直从事公共管理的学习、实践与研究工作，获公共管理（行政管理）学士、硕士以及博士学位。现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从事教学研究工作。参加国家行政学院大部门体制改革课题组研究，参加国家行政学院港澳公务员培训统编教材《中国行政体制与公务员制度》的研究撰写等工作。
